清华大学一年的办学经费就达410亿元,全国有二十多所高校每年的办学经费都超过100亿元。相较之下,如果没有其他来源,就是算上学费等收入,福耀科技大学每年也仅能投入6亿到7亿元办学经费。
几年前一次会上,有校长讲,教育家办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差异化发展,大同小异而已,差异大一点可能就被扣上不规范的帽子,所以差异化更多的是课余时间的事。
随着筹建未满3年的福耀科技大学迎来第三任校长,这类由基金会创办、剑指世界一流的民办高校再引关注。
2018年,西湖大学的出现让“基金会办大学”模式在中国首次落地。之后,福耀科技大学、东方理工大学等纷纷采用基金会办学模式,包含捐赠、学费、政府拨款等在内的学校收入一律归入基金会,办学结余不得用于分红。
这些大学的创始人有着相似的愿景,试图在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方面探索出一条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道路,期待有朝一日办出能比肩清北、对标哈佛和斯坦福的高水平大学。
社会亦对民办高等教育有了更多期待。近日,就民办高校如何差异化办学、如何应对生源危机等问题,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
是举办者的学校,还是社会的学校?
南方周末:西湖大学之后,福耀科技大学、东方理工大学等民办高校相继加入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大军,让社会对于民办高等教育有了更多期待。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基金会办学模式在国内是否可持续?
刘林:基金会办高水平大学,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从过去的个人集资办学为主到企业投资办学,再到现在企业家、慈善家通过基金会捐赠办学,反映了民办教育举办主体的发展延革,具有迭代标志性意义,基金会办大学会成为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亮点。
目前看,基金会办学模式会不会成为下一阶段民办教育的主流趋势还要再观察,因为这三种举办模式是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但出现这种新动向是个好事,它也具有可持续的潜力,是民办教育发展的升级版,因为它是能让民办教育更被广大社会认可的社会化方式。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资本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其内涵是政府认可和社会信任,这会给学校带来更多的公益性、“人、财、物”资源和社会公信力。为什么现在捐款对象主要是公办学校?核心在于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把私人的财物捐给另一个私人控制的机构。但如果举办主体是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性组织、社会性机构,就能提高民办学校的社会化程度,这是打开它社会资本之门的关键钥匙。开放的组织形式,才能赢得源源不绝的社会资源,才能支撑起民办学校的持续发展。
尽管目前多数民办学校还有很强的私人色彩或者企业色彩,但是这种情况未来会有所改变。从做大到做强,让许多民办学校举办者感到了持续投入的压力,开始寻求社会化的路径与方式,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并带有痛苦的过程。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办好福耀科技大学这类新型民办高校,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刘林:办高水平大学所需教育经费是主要挑战。以福耀科技大学为例,该校前期投入100亿元,目前学校建设得相当不错,教育设施和住宿条件等都很好。此外,河仁慈善基金会将每年给福耀科技大学提供5亿元的经费。从这个角度来看,福耀科技大学的起点比许多其他民办高校要高,其资金实力更为雄厚。可以说,福耀科技大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到目前为止,大陆地区个人捐资办学数额最多且真正落实的一个典范,值得敬佩与提倡。
尽管如此,与公立大学相比,福耀科技大学的资金规模仍然无法相提并论。例如,清华大学一年的办学经费就达410亿元,全国有20多所高校每年的办学经费都超过100亿元。相较之下,如果没有其他来源,就是算上学费等收入,福耀科技大学每年仅能投入6亿到7亿元办学经费,经费在全国高校中要排到三四百名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办学水平上追上国内前五的大学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福耀科技大学能否实现曹先生的愿景,要看学校未来的创收能力与基金会的“化缘”能力了。
南方周末:最近,福耀科技大学还未开学却换了三任校长一事引发关注。有分析称,即便是基金会办学,学校到底怎么办、请谁来管理还是取决于实控人,你怎么看?
刘林:首先,举办者(实控人)提名校长人选并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学校管理,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曹德旺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过,他捐资办学不是仅仅为中国增加一所大学,而且一种探索与尝试。这个初衷,也注定了他会介入学校管理的。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投了100亿,且还要继续投入。如果换作你我,想必也不会还在筹建阶段就彻底放手不管。当然,在“把学校办好”这一共同目标下,举办者(企业家)与校长(教育家)如何互相尊重、默契配合,是道有一定难度的考题。福耀科技大学也回避不了。
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朱崇实与梅宏两位都算不上福耀科技大学正式校长,因为彼时这个学校还没被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学校还没有招生,在岗教工也很少,很多事情都在谋划中,有些人选调整变化也在所难免。筹建学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专长的人才。现在,学校即将正式设立并招人才招学生,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王树国出任校长正逢其时。
南方周末:中国的民办高校想要追赶上如哈佛、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学,还需要哪些政策助力?
刘林:除了需要创新管理政策和评价体系,适当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从当前政策层面看,还有三点建议。
一是完善鼓励公益捐赠制度。民办学校需要吸纳广泛的社会资源来支持,包括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像哈佛大学的收入很大一部分靠社会捐赠;斯坦福大学等校都设立了基金会管理捐赠资产,依靠资本运营利得覆盖学校部分科研和教育经费开支。目前,国内鼓励的捐赠制度还需要完善。
第二个就是完善税收政策。办高水平民办大学要有充足经费保障,学校每年要量入为出,留有节余,也必然要通过节余积累才能持续投入与滚动发展。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税收优惠,但操作层面还有“玻璃门”问题没有破除,如果非营利性学校税收标准与企业一致,会导致多数举办者选择举办营利性学校(企业),而世界上有哪个高水平大学是营利性学校?这也与中央政策引导的方向、社会期待的朝向和中国传统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试想,企业家捐了100个亿办个非营利性学校,每年还要投入5个亿,如果学校结余积累被征收企业所得税,每年预留的发展经费都要有四分之一被收走,这会造成什么社会观感与影响?“不要把良心的事业变成逐利的产业”是中央为民办教育指出的战略方向,落实这个根本要求需要举办者的自觉,也需要与此精神相一致的政策引导、制度保障。基金会办高水平大学的兴起,使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税收问题进一步凸显,应该加快操作层面的落地落实。
第三就是完善民办学校社会监督机制建设。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社会监督作用。
未来民办教育要注重优质与特色
南方周末:当前,不少地方已经出现民办幼儿园倒闭现象,生源问题将逐渐传导至小学、中学和高校,民办高校在办学上有没有危机感?
刘林:这是意料之中的情况。2020年10月,尽管当时市场对民办教育规模继续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已经向业内人士提示:“十四五”期间民办教育规模将出现下降,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就是人口发展趋势。
2023年,华体会体育(中国)HTH·官方网站(园)校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比例为六分之一,过去更高,其对教育普及的贡献度可见一斑。民办教育发展一方面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使公共财政资源能够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通过灵活的办学形式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难、为乡村留守儿童提供全天候托管服务、满足一定人群对多样化教育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当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更替的水平时,它就会对教育规模产生影响,首先会影响收费性教育。所以,在人口出生低谷期,有学校倒闭或主动退出,属正常规律。2023年,华体会体育(中国)HTH·官方网站学校数量比上年减少1.11万所,同期公办学校减少九千多所。由此可见,出生率降低的影响是公办民办学校共同要面对的问题。
南方周末:在这种背景下,民办高校还能如何做大做强?
刘林:民办教育要转型,从做大转向做强,人口规模大的阶段就做大,人口规模小了,就转向做强,教育强国要求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做强,民办不能成为短板。民办学校的强,未来更多指向优质与特色。今后对民办教育的评价不能还拿规模说事儿,更多的要从质量、特色上去评价。
虽然传统教育需求伴随着人口下降而下降,但新兴的教育需求在涌现、在增长,在相当长时期内,教育需求总规模会保持稳定或可有一定增长,因此要针对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策略,立足本区域新生长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多样化发展赢得未来。
差异化办学的现实困境
南方周末:但目前看来,为什么少有民办高校走上一条差异化的办学道路?
刘林:这是个现实困境。过去发展是以结果论英雄,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后来从防范风险出发,政府部门全面加强了过程监管。例如在专业设置上,过去虽有专业目录,但学校招生时可以自设专业方向,在自设课程方面也有很大空间,自主权和灵活性能够行使、发挥岀来。后来出台了许多规定,有些是必要的,而有些太细了,例如招生时不允许再按专业方向招生,在教学环节、课程管理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留给学校的空间越来越小,由此出现了千校一面。虽说有些规定名为指导意见,但作为各种考核、评价、检查的依据,学校不能不照做。
另外,有些专家非常教条,甚至要求老师上课进度都要与学期初的计划完全一致,专家是上面派来的,学校与老师也有压力,再不敢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和进度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落实中遇到了困难,诸如此类。
加强过程管理的做法保障了教育教学的规范有序和基本质量,但也要看到,一些过细的规定特别是不同部门的不同规定,把许多好的政策、理念瓦解了、架空了,也让学校失去了很多活力。民办、公办都如此。
记得几年前一次会上,有校长讲,教育家办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差异化发展,大同小异而已,差异大一点可能就被扣上不规范的帽子,所以差异化更多的是课余时间的事。他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我个人理解,教育管理部门实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在纠正,但也很难,一方面许多问题的产生是下一层级实施过程出现的问题,与政策初衷并不符,提高政策理解、执行水平需要个过程。另一方面收权与放手,规范与创新,几十年来始终是困扰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度的把握是个老大难问题。
南方周末:外界的一个印象是,民办高校的学费普遍偏高。
刘林:同公办学校比,民办学校肯定是收费高。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保障教育质量所必需的成本日益增加与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之间的矛盾。有个统计,现在全国一般本科院校生均经费收入上,公办是3.14万,民办是2.17万,差1万。经费收入差距是质量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想要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必须要增加投入,钱从哪来呢?政策制度设计上是要政府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提供一定生均补助,从而减轻家长负担,毕竟民办学校学生同公办学校学生一样都是纳税人的子女,也应享受公共财政支持。但这个补助政策鲜有落实的,所以现阶段民办学校还是主要靠收费。
我个人观点,一、从民办学校来讲,必须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应从学生家庭可承受能力和实际成本出发制定收费标准,收费高低要与学校质量、特色挂钩,而不是追求利润率,坚决反对为牟取暴利而高收费。二、从政府部门来说,应该按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要求,对口碑好、百姓需要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一定的生均学费补贴,既降低家长负担,又能保障教育质量。当然,监管也要跟上,建立投入民办学校的公共财政资金监管机制,保证专款专用,不被套取。
另外还要研究一个问题,如何发挥民办学校体制机制优势,提高资金资源利用效率效益。现在公办、民办高校是按照同一套体系标准设置、管理。例如,学校必须占多少土地、必须有多少宿舍、必须有多少专任教师,这使得民办高校只能亦步亦趋地复制公办大学的模式与道路,失去了特性。
体制机制不同是公办民办区分点,发挥其特性而不是让其泯然众人矣才是发展民办教育的关键。希望国家能创新设置标准与评价体系,让民办高校走出一条和公办不同的路,使公益性民办高校能够凭借体制机制优势持续吸纳更多的社会投入,并使资源最大效益地发挥作用,从而为国为民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闫佳裕